紀錄片《黃埔》首映 引入非專業(yè)演員參與

6月16日是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紀念日，當天深圳歡樂海岸創(chuàng)展中心聚集了來自海峽兩岸的黃埔后代、關注黃埔軍校歷史的各界民間人士以及不少深圳市民。

 

90年前，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俗稱“黃埔軍校”)正式成立，一批批中國青年跨過刻著“升官發(fā)財請走別處，貪生怕死莫入此門”的大門走進黃埔軍校，并成為抗戰(zhàn)中的年輕軍官。

 

如今，凝聚華人圈幾代人情愫的《驚濤偉岸——黃埔軍校90周年致敬展》暨紀錄片《黃埔》首映禮在深圳舉行。這部由兩岸紀錄片機構深圳越眾影視、臺北卓越文化和深圳廣電集團聯手打造的10集紀錄片日前已正式在深圳電視臺向觀眾播放。持續(xù)1個月的致敬展將集中展現90年前國共兩黨聯合建校、共同抗戰(zhàn)的歷史主干，網羅了大陸、臺灣、香港等地民間收藏家以及建川博物館的部分藏品。

 

打撈黃埔歷史

 

“黃埔軍校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詞，我們在生活中也常常用到，比如一個地方很出人才，就會被比喻成某某行業(yè)或領域的黃埔軍校。”在致敬展上，前來參觀的深圳市民李女士告訴記者，雖然曾看過中央電視臺關于黃埔軍校的紀錄片，但國內對于這段歷史的資料并不多，她對于其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作用，黃埔軍校建校歷史、精神氣質并不是很了解。

 

“90年前的此刻，距此地122公里處的珠江畔，一所軍校橫空出世，從此國勢版圖多了陽剛。這所學校，‘親愛精誠、旨在和平，一出生卻身陷戰(zhàn)爭。兇囂侵華的岡村寧次曾道：‘欲征服中國，不怕四萬萬中國人，只怕分布在中國各地的黃埔生。’不論當年那個黃埔生是在西安還是延安，他只是不惜一死為換一國之安。”深圳越眾影視公司董事長、紀錄片制片人兼策展人鄧康延在首映禮上說，這樣的黃埔軍校和黃埔人，國人的了解并不夠。

 

此前，鄧康延曾制作紀錄片《先生》，展現蔡元培、胡適、馬相伯、竺可楨、陶行知、陳寅恪等民國先生的風骨。“如果《先生》是講中國的‘文士’，《黃埔》則是講中國的‘武將’。”鄧康延說，制作《黃埔》的初衷是“不以黨派的角度評判，只以中國人的立場致敬”。

 

10集紀錄片《黃埔》共分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黃埔前傳》，記錄學校開創(chuàng)到北伐誓師共5集，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的故事(1924—1927年)。第二部分《黃埔英烈》，以22次大會戰(zhàn)為線索，記錄黃埔生的犧牲與貢獻，亦為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的歷史(1937—1945年)，回溯那個年代黃埔人及中國人的悲愴與光榮。“民間視角、敬重歷史”是《黃埔》的最大特征。

 

《黃埔》導演由華人圈抗戰(zhàn)紀錄片第一人、臺灣著名紀錄片制作人陳君天擔任，他此前曾制作與抗戰(zhàn)歷史相關的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當時積累的大量老兵訪問資料成了《黃埔》的寶貴素材。

 

“當初訪問過這些老兵，后來為了拍《黃埔》又去找。黃埔軍校有十幾期的學員，我們就從素材庫里檢索，找到這些老兵，弄清楚他們是幾期生、具體做到什么官銜、哪一年去世、在什么時候說了什么話、這些話跟黃埔軍校有沒有關系。”陳君天說，這些資料有的是影碟，有的就是帶子，堆滿了七八面墻，資料的檢索可謂“工作量巨大”。

 

除了使用歷史影像資料和相關人士口述的影像資料，為更好地將抽象的“黃埔軍校”概念具體化，《黃埔》還引入了非專業(yè)演員參與演出，采用情境回放、動畫以及歷史圖片影像融匯等年輕人喜歡的表達方式，力求讓片子富有故事性和當代感。

 

2012年7月，《黃埔》的制作啟動。陳君天寫了90多個故事腳本，設計了80多個細節(jié)場景，之前幾個月深圳越眾影視抽調幾乎全部人力加入劇組，趕制黃埔軍校道具、聯絡拍攝。兩岸人馬曾到廣州、惠州、中山、深圳大鵬古城拍攝。

 

由于預算有限，劇組還需要根據資料自己做道具。陳君天學美術出身，還在臺視當過3年美術組組長，又長期在電視臺工作，“看一個東西，能判斷大概多大尺寸、怎么做出來。”憑經驗，陳君天帶著工作人員自己動手，盡可能做出貼合歷史實際的道具。年輕演員難以進入歷史情境，陳君天愛在現場“講戲”，為了更好還原現場，常常親自示范。“不知道怎么摔，我摔給演員看。”

 

在鄧康延看來，他們所做的是對歷史的重新“打撈”，而“寫史、辦展、拍紀錄片，都要爭取不要一字無出處”。制作《黃埔》期間，鄧康延也在海峽兩岸、全國各地尋找了各方關注黃埔軍校歷史的專家、民間人士的支持。

 

民間力量寫史

 

“梳理1937年至1945年的時間軸，跌宕的情結可用四字概括‘清退、犧牲’。因為過去長久荒蕪的歲月，和我們備展倉促的時間，中國陣亡軍人的犧牲，即使數據也難以統(tǒng)計和尋覓。比起日本兵死亡統(tǒng)計到個位數，甚至榮及戰(zhàn)馬和軍犬，我們這個缺少墓碑的民族，太顯粗糙。”鄧康延在致敬展上說了這樣一段話。而陳君天則認為，“我們在做歷史專家做的事。”

 

在他們看來，紀錄片比白紙黑字要有力得多，而當事人的口述史更是彌足珍貴。“當這些黃埔人逐漸老去、離開這個世界，他們所記得的歷史也將漸漸離我們遠去，如果沒有人記錄這些，后人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將會是一片空白。不知道歷史，不知道是非，又算什么國家？”據了解，《黃埔》里出境的老兵，大部分已經去世。

 

鄧康延認為，古代有史家秉筆寫史，現在則可以民間寫史、全民寫史。雖然每個人的力量都是微弱的，但每個人講述和記錄自己生命中所經歷的故事、自己身處的時代所發(fā)生的一切，個體命運的匯聚就是中國大歷史。

 

而在中國以及深圳，正有越來越多的民間“寫史”力量出現。“比如中國有很多一直關注最后的抗戰(zhàn)老兵和制作抗戰(zhàn)影像的公益人，應憲、胡南、孫春龍、孫冕、李正、戈叔亞、高小龍、南島等。”鄧康延說。

 

“其實有很多事情需要民間來做，也許有很多政府看不到的地方，民間力量可以將那些地方照亮，又反過來倒推政府作為。”陳君天認為，他所接觸的很多民間人士都有這種精神，而且已經在行動。

 

“我們這次的展覽幾乎全部依靠民間支持。”鄧康延告訴記者，在開展前，實物展的展品總共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最后時間，民間人士紛紛相助——黃埔后代名人張曉風從臺北送來了7枚胸章、惠州收藏家劉先生則拿來了他收藏的3把珍貴的中正劍、當年重慶民間學者王康攜幾十位藝術家5年繪制的800米長卷“浩氣長流”首度在大陸展出……

 

為什么深圳可以做這件事？鄧康延覺得：“深圳官方以及民間各界有共識，都覺得這樣的記錄是有意義的。有不少深圳企業(yè)及商業(yè)機構也開始愿意投入力量支持民間記錄者。”

 

“由海峽兩岸的民間紀錄片機構聯手做的這部紀錄片得到了社會各界贊許、支持，雖然當前還存在意識形態(tài)紛爭，對歷史評判有不同聲音，但應該看到兩岸政府的開明度以及民間力量的活躍，這些會是良性循環(huán)。”鄧康延透露，今后他還將繼續(xù)一系列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題材則包含抗美援朝、民國名媛等。

重提黃埔精神

 

這幾天，“黃埔精神”被無數人無數次提起。“黃埔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現在有好幾種說法，我覺得只有一種是對的，那就是‘升官發(fā)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著名藝術家陳丹青的父親、黃埔后人陳兆熾15日晚在深圳圖書館五樓報告廳講述了他對“黃埔精神”的理解。

 

“把時間和意識形態(tài)的塵土撥開，能看到歷史里的明亮和璀璨。中國文人的風骨、武將在國難當頭的氣節(jié)，從老人講的當年往事中可以體會到。”鄧康延表達了他對“黃埔精神”的理解。

 

“在那樣一個年代，軍閥混戰(zhàn)、列強環(huán)繞、生產力低下，多少青年想熱血報國卻苦于沒有機緣，中國有了一個黃埔軍校，大家紛紛奔走相告。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情懷，從第一期開始，黃埔軍校就出現了一批批敢于獻身、為的是國家強大的赴死之軀。”在鄧康延的理解中，貪生怕死、只求升官發(fā)財不是黃埔人，犧牲小我，挽救國勢才是。“他們迅速讓自己強大起來，有知識有武藝、看似單薄的軀體能擔當。”鄧康延說。

 

陳君天則認為，在當下社會重提“黃埔精神”具有特殊的意義。“‘黃埔精神’產生在一個貧瘠的時代，是特殊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杰出年輕人碰撞出的火花，是時空交錯才出現的。我所理解的黃埔精神是憑著意念來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陳君天提到，《黃埔》第二集名字叫《只有沒有》。“有人說我們做事情一定要有計劃，但這在當時是不成立也不可能的，很多事情需要‘無中生有’。用無私、無我去克服一切不可能，不計成敗去做一件事。這種精神不是人人都有。”

 

《黃埔》中有這樣一個段落：幾位老兵傳唱黃埔軍校校歌，最后一句歌詞是“發(fā)揚吾校精神！發(fā)揚吾校精神！”在16日的《黃埔》首映禮上，這個段落播完、老兵的聲音剛落，深圳一所中學的學生合唱團為在場觀眾唱起了黃埔軍校的校歌。唱畢，一位90多歲的抗戰(zhàn)老兵將手中的一把香傳遞給了一位16歲的學生。

 

鄧康延解釋，這樣的段落寓意“傳承”。鄧康延認為，民間記錄者所做的是盡可能還原歷史真相，讓國人了解曾經發(fā)生過什么事，而當史實能充分表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力，都會有對歷史的“審美”和“審丑”，形成自己的是非觀念。

 

“人是肉軀，死亡是我們的敵人，死亡擋不住，但熱愛和平、用生命保衛(wèi)和平的理念和精神是每一代都需要葆有的，有些香火必須傳下去。而民間記錄者所做的，也許就是對‘香火’的一種重新發(fā)現和挺身保護。”鄧康延說。●南方日報記者 胡明